探寻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动力源:创新人才等要素流通路径

探寻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动力源:创新人才等要素流通路径

探寻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动力源:创新人才等要素流通路径

岭南春早,珠江潮涌。近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正式发布,其中三次提到了“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创新平台和新增长极,国家为粤港澳大湾区指出了下一个五年的高质量发展方向。

诞生于“一国两制”的土壤之中,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如何在这一特殊制度背景下,挖掘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三地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港珠澳大桥架起通道,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加速,港澳高校纷纷在内地办学,青年亦北上“过河”创业……

“我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这种信心来源于整个国家的发展势头。”正如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前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向南都记者谈到的,依托国家的发展大势以及对疫情的有力防控,粤港澳各界也正期待着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的进一步流通,推动建成世界级城市群这一目标的实现。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南方都市报·N视频、红星新闻、澎湃新闻、北京青年报四大主流媒体强强联手,共同推出2021全国两会·“探寻中国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联动策划,以一组深度观察和一场线上访谈,为城市群未来发展之路贡献亮和光。

挑战与机遇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是没有先例可以参考的。”

谈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向南都记者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和全球其他湾区城市群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但反过来看,由于差异性的存在,如果能够有一些创新能够达到1+1>2的效果,对未来整个区域的发展可能有更强的推动作用。”

两年前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中,就指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特殊性:在“一国两制”下,粤港澳社会制度不同,法律制度不同,分属于不同关税区域。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战略研究课题牵头人王福强看来,这既是挑战,也蕴藏着巨大机遇。

他向南都记者表示,粤港澳三地不同的社会制度、法律制度、关税制度为大湾区内市场互联互通水平的进一步提升,生产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出了挑战。与此同时,广东省内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存在,而港澳则面临发展空间与资源的制约。

王福强认为,从另一方面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三地之间互相支撑、互相补充,则是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推动力。

“一方面,广东在改革开放40年来形成了强大的发展势能,另一方面,港澳两大特区长期面向国际,拥有高度自由的市场和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体系、社会制度。这正好弥补了彼此之间的短板——内地市场仍有待进一步开放,港澳可以为广东乃至整个内地提供接入国际市场的通道;香港和澳门则面临着土地、资源稀缺的问题,而广东能为港澳提供广阔的腹地。”

值得注意的是,粤港澳大湾区还有着建成世界级城市群不容忽视的基础和潜力。

“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总量、人口总量、超大城市和国际大都市数量、产业体量等多方面都是世界级的。”王福强向南都记者表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

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教授陈鸿宇也向南都记者表示,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不断扩展的上升阶段,具有发展成为国际一流湾区的体量规模和潜力。

“国家所需,湾区所向,三地所长。”

陈鸿宇向南都记者解释,香港经济高度自由开放,能吸引国际资本、留住本地资本,法律、会计、监管等制度同国际接轨,服务业完备等因素也深得外来投资者信任。此外,香港是重要的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连接内地和国际市场,是国家“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服务平台。

澳门虽然经济体量相对较小,但具有独特的窗口连接作用,并且在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多元化发展,尤其是教育、科研方面竞争力越来越不容忽视。

广东则在改革开放40年来,整体经济实力大幅度增长,产业基础相当雄厚,科创能力明显增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承担起主体责任,既要加快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也要联手港澳,促进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突破与动力

在此基础之上,如何有效地利用三地的优势?

陈鸿宇认为,要把坚持“一国”之本和发挥“两制”之利有机结合起来,把国家的战略部署和港澳之所长有机结合起来,促进粤港澳三地各展优势,坚持创新驱动,畅通内外循环,实现共同发展。

王福强也向南都记者指出,这有赖于坚持创新驱动,向创新要动力,提高竞争力。

创新体现在各个领域。

比如已经新建成通车的港珠澳大桥,就已经在三地的疫情防控中发挥了作用。

2月27日,复星医药与BioNTech SE(BNTX)共同宣布,首批mRNA新冠疫苗复必泰(即BNT162b2,COMIRNATY)将分别供应香港及澳门地区,供应澳门的疫苗将从香港国际机场经由港珠澳大桥转运至澳门。

除了港珠澳大桥等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体制机制的“软联通”亦体现出三地的创新驱动意识。

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前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在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提到,香港有不少世界名校,在学术研究领域一直走在前列。但香港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科创下游产业更是薄弱。

“2020年12月,我用两周的时间拜访了广东地区的9个城市,发现不仅广州、深圳,其它城市如中山、东莞等,都形成了较为完整和丰富的科创产业链,这就是机遇。”他向南都记者介绍道,“我很高兴地看到,过去几年,香港不少高校陆续在广东扎根,这在促进两地教育合作之余,更重要的是,可以为两地在科创方面的合作提供优质土壤。”

在他看来,如何将内地的“产”与香港高校的“研”和“学”相结合,将是香港高校的科研人员需要重点努力的方向。

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就科研资金、人员在两地的流通,在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设想和建议。

“就科研合作而言,科研经费‘过河’仍不顺畅是目前摆在两地学者面前的难题。这直接导致了大湾区各地的学术机构之间虽有合作机制,但常常需要各自申领经费,很难真正拧成一股绳。”他认为,解决方式之一是将大湾区各个城市的科研资源集中在一起,设立各地均认可的统一专项基金。

“对于需要资助的项目,不问属地,统一拨款。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将各地人才与资源聚集起来,共同解决大湾区在发展中遇到的科技瓶颈问题。”滕锦光向南都记者谈到。

尝试与期待

“高校在创新驱动中发挥重要作用。高等教育培养人才,人才来支撑发展,人才的创新能力、竞争力、担当的责任决定着这个单位或机构的实力。”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在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表达了这一观点。

事实上,港澳高校已经在创新方面给出了尝试性的答案。

南都记者注意到,早在2005年,香港浸会大学就进入内地办学,香港中文大学也在2006年已与深圳市政府、中国科学院开展伙伴合作。而近年来,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公开大学、澳门大学等港澳高校纷纷落子佛山、广州、肇庆、横琴,充分利用广东的土地资源、政策优惠兴建校区,同时把港澳先进办学经验带到内地,为三地培养更多高水平人才。

这与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要求相吻合。

除了高校,政府部门也在积极努力,促进人才交流和发展。

1月8日,香港特区政府正式推出“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鼓励在香港及大湾区有业务的企业,聘请及派驻香港青年人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据悉,该计划共提供2000个名额,部分为创科职位,受聘人员月薪将不低于1.8万港元。此外,港府会按每名获聘毕业生向企业发放每月1万港元的津贴,为期最长18个月。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2020年发布的施政报告中提出的一项措施,目的是鼓励和支持香港青年人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及发展事业,让他们了解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最新发展并把握大湾区的事业发展机遇。

此外,1月,广东省委组织部、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广东省2021年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计划招录13708名公务员,其中深圳、东莞两地有5个岗位定向港澳人士招录。这5个职位的招录单位分别为深圳市罗湖区科技创新局、罗湖区人力资源局,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管委会、滨海湾新区管委会,每个单位招1人。招录岗位涉及金融监管、人才服务、城乡规划、劳动仲裁等领域。

实际上,2019年以来,广东已多批次定向港澳人士(学生)招录公务员,延揽港澳优秀人才,为港澳人士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搭台搭梯。在2020年公务员招考中,深圳首次放出5个工作岗位,定向港澳选拔,共吸引446名港澳籍人士报名。

“我认为在粤港澳大湾区内,9个内地城市和港澳两个特区之间的合作前景非常广阔。”正如梁振英所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合作不会局限于已有领域,而是会进一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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